靖难之役中，南京陷落，当时的天子建文帝下落成谜。许多人相信，建文帝逃亡了。然而，这只是观念的历史，而非真实的历史——本文摘自胡丹：《“神奇其说”：建文传说的神秘性探析》，原载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（哲社版）》2016年第4期。发表时有所删节，需参考请查阅原文。建文帝生死之谜与建文出亡传说，是明代留给后世的极富魅力的历史文化议题。上世纪30年代以来，学者通过梳理相关文本，已基本廓清了建文传说形成、发展与演变的路径，对与“建文”相关的话语特点、主要故事形态，及建文传说背后隐伏的政治、伦理与利益动因，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。如果我们将建文故事创作的显明动机称之为“理性”的话，那么在理性之外，还浸透着强烈的“非理性”因素，那就是在所有建文传说中突出存在的神秘性特点；可以这么说，基于术数、命理的神秘化阐释——本文借孟森先生之语，称之为“神奇其说”，实际构成了建文史、传的最为重要的特点。“神奇其说”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解释体系，然而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程式，强烈灌注于各种官方、半官方和民间的“历史”建构之中。 一、“建亡燕兴”之神秘前兆撮要靖难之役的阵痛过后，人们开始思考：燕何以胜，帝何以败？虽说燕王朱棣富于雄才，善收人心，建文帝允炆亦是慈仁素著，得臣民拥戴，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历史航船的转向？对这个问题，明代以来的学者曾就建、燕之得失，做过一些理性讨论，然而更多的人将其成败归诸神秘力量，认为一切皆由命定，而且天意早已通过各种隐秘的预兆传递出来。在朱棣授意编成的《奉天靖难记》中，记载了朱棣生时“云气满室，光彩五色”的祥瑞及“燕地有天子气”的“望气者言”，为其“君权神授”提供了符瑞依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明太祖朱元璋对其得国之由，并无太多的神秘化装饰，只是一般地说“天命”有归，而在永乐时期所修的史书中，明朝开国史忽然被赋加了许多神秘的信息。如《天潢玉牒》载太祖家乡濠州有“王者气”，太祖诞时有白气、异香等兆；特别是开创时期的种种神迹、祥瑞，如井喷一样涌现。这些都是后来积薪累加的。显然，朱棣急于通过这些神秘符号，为其篡逆做出“顺天应命”的解释，为此煞费苦心进行编造。此举也极大地影响到后世对建文史事或靖难之役这一段历史的解读。譬如，建之亡与燕之兴，皆有“预兆”可寻——首先是容貌。黄瑜《双槐岁钞》（完成于弘治八年，1495年）载：“父老相传，懿文皇太子生皇孙建文，顶颅颇偏，高庙抚之曰：‘半边月儿。’知必不终。”正德末年成书的黄佐《革除遗事》袭其言，复增益其言曰：“高皇帝知其必不终，尝匣以髡淄之具，戒之曰，必婴大难乃发。至此，是遂为僧以逊去。”可见建文遁僧之说，实萌于建文“偏颅”。在上述记载中，朱元璋通过允炆这一生理特点，对其命运做出预判，但他没有进行任何干预，只是替孙儿备好了髡缁之具。 偏颅之说，必出相面家之口。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朱元璋喜好相术，倒是朱棣于诸种术学中，最好相人术。在朱棣的发迹史上，活跃着多位著名相士的身影，如“神相”袁珙、袁忠彻父子。关于朱棣龙飞的预言，最早也是由相士的判语揭出的。《奉天靖难记》载：“上（朱棣）容貌奇伟，美髭髯，举动不凡。有善相者见上，私谓人言：‘龙颜天表，凤资日章，重瞳隆准，真太平天子也。’”这位“善相者”，便是袁珙。朱棣还在潜邸时，就有过三次著名的相面，尤以袁珙称朱棣“须长过腹、年过四十”便当登基的预言最为有名。既然朱棣以相自尊，那么他利用相术污蔑建文帝，自在情理之中了。 其次，是一些带预兆性的文字，如诗、联、对等。朱元璋不喜允炆，除了他生来“偏颅”，还因其诗文气象不佳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在记“偏颅”之说后，即称：“太祖每令赋诗，多不喜。一日，令之属对，大不称旨；复以命燕王，语乃佳。”遂生易储之意。建文之诗、对，亦多见明代笔记，如《双槐岁钞》载：一日除夕，朱元璋命懿文父子咏初月，懿文诗云“虽然未得团圆相，也有清光照九州”，允炆云“影落江湖里，蛟龙不敢吞”，“上览之默然，盖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孙将免难也。乃授钥匣，戒以临难乃启。比得披剃之具及杨应能度牒，无知者。”前引《革除遗事》称朱元璋从允炆偏颅知其“必不终”，遂为之预备“髡淄之具”；成书在前的《双槐岁钞》则称从允炆诗作窥其“将免难”，乃授披剃之具及坐名度牒。两说抵牾，是故事传播中难免发生的情节变异，不足与较。第三，梦兆。郎瑛《七修类稿》载：“太祖一夕梦二龙斗殿中，黄胜而白负，明日见建文、成祖同戏，建文着白，心知后必不协，且见建文头颅颇偏，匣髡淄之具，戒曰：‘必婴大难乃发。’靖难师临城，启视，一刀一度牒。”这则明代中期的史料，又为朱元璋备髡淄之具添加了梦兆的因子。 第四，事兆。王鏊《震泽纪闻》载，朱棣与姚广孝定计起兵，“语未几，檐飘瓦坠地碎。王以为不祥，不怿。广孝曰：‘祥也。’王骂曰：‘子又妄言！若此何祥为？’广孝曰：‘祥也。天欲易黄瓦耳。’是日谋乃定。”此事为《明史纪事本末》所袭，但补加了“飞龙在天，从以风雨”之谶。第五，谶谣。谶谣是指以歌谣形式流传的预言性隐语，最有名的靖难之谶，莫过于“燕子飞入”。最早见于正德进士梁亿的笔记《遵闻录》：“洪武初，京城既定，上谓诚意刘伯温曰：‘城高如此，谁能逾之？’伯温对曰：‘人实不是逾，除是燕子。’燕国，太宗（朱棣）所封之国，燕子盖指太宗而言，隐语也。然则伯温当时盖以预知太宗之必有天下也。” 此事亦见于《明朝小史》卷三《建文纪·莫逐燕歌》：“帝（允炆）在位，有道士歌于涂曰：‘莫逐燕，莫逐燕。逐燕日高飞，高飞上帝畿。’已而忽不见。”称此谣产生于建文初，与刘基无关。《明史·五行志三》亦系此事于建文初，且直称为“靖难之谶”。此谶后收入著名的《烧饼歌》，流传益广，影响巨大。以上是有关建亡燕兴的几个典型预兆，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。如史书记载，建文削藩日亟，朱棣不安，遂简壮士为护卫，做武力反抗的准备，而“异人术士多就之”。朱棣广召异人术士，表明他从一开始就在积蓄神秘的力量，这与他篡夺之后利用神秘化的手法重新解构本朝历史，是一脉相承的。二、建文“出亡故事”的神秘因素孟森先生在《建文逊国事考》一文中说：“阖宫自焚，以死殉国，建文之正也。后人不见正史，妄相附会，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，而不忍建文之遽陨，故诡言刘基之秘箧、程济之幻术，以神奇其说耳。”指出了建文出亡传说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就是“神奇其说”。所谓刘基之秘箧，不过后世借这位“近于妖”的名人之口，对建文失败做出的神秘预言；而程济也是一个“通术数”者，他首次出场，即向朝廷做出“北方兵起，期在明年”的准确预言。程济的身份据说是四川岳池县教谕，其实此人极可能只是一个虚构人物。当满朝皆昏昏时，一个远方学官何以能独具卓见？显然不是他善察时局，而是因为他精通术数，是一位能掐会算的人物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将程济上书事系于洪武三十一年十月，恰好此月发生一次“荧惑守心”的灾异，这大概便是谷应泰记事的依据吧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修于清初，是一部较为权威的明史著作。该书有3卷涉及到靖难史事，其中第十七卷专记“建文逊国”。该卷以金川门陷落、帝欲自杀开篇，写道：“翰林院编修程济曰：‘不如出亡。’”一个通术数的人出现在这里非常重要，因为建文帝欲从围城遁走，必须赖其幻术。此卷内容主要采自《致身录》，故神奇之说颇多，然其踵袭者已经破产（《致身录》已由钱谦益力证为伪书），则此卷亦成朽木，不可视之为信史。在建文传说的文本构建中，弘（治）、正（德）以后，出现了以王鏊、祝允明等为代表的讲述建文出亡的笔记小说，和以黄佐《革除遗事》等为代表的忠义故事，两类叙述体系平行发展的格局。早期的建文故事，已多荒诞之说，嘉靖以后，建文出亡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，愈传愈奇，神秘色彩愈加浓郁。到万历时，遂形成一个演义建文出亡的高潮。特别是《致身录》《从亡笔记》两部伪书横空出世，影响尤大。该书虽多经学者辩驳，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士人心理下，建文出亡说并不因记载其事的书籍被证伪而消散（如钱谦益驳其书，却不反对出亡说），反而出现了怪诞不经的传说向史书全面渗透的情况。众多史书与文人笔记，不加辨析地收揽诸多神奇传说，以己声价为其背书，增加了建文出亡说的迷惑性。新的建文出亡故事，为了增加可信度，多以秘箧发书的形式出现。如被潘柽章称为逊国赝书“作俑者”的王诏《忠贤奇秘录》，就伪称发于某寺之“绝顶”。《致身录》则假托为焦竑所作，称五十余年前“游茅山得此秘本”。建文故事中大量的神奇内容，虽然在当代学术视野下，不可避免破产。但这些内容的添加，在彼极为必要，且极符合当时的受众心理。首先，“神奇其说”能够解决出亡说的一些基本烦难，如建文帝如何从围城中遁走？素称“仁柔”的建文帝何以忽然变得坚强有力，坦然周行天下？吃穿住行如何解决？这些现实问题，只有请鬼神相助，才易敷衍成文。其次，在早期建文传说的构建中，含有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的特殊利益和情感在内，所以他们极力表彰建文忠臣，力主建文不死。这是建文出亡说产生的早期社会心理背景。万历以后，大量有关建文出亡的出版物面世，则更可能是书商出于读物热销的需要。一个好卖的故事，必须编得圆满、情节生动，才符合大众的猎奇心理。为此，编撰者自然不遗余力，尽力搜求，大胆演绎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随着建文出亡故事的文本越来越丰富和具体，在明代晚期，西南等地区开始出现一些“建文遗迹”。这些遗迹是否可信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，但须指出的是，这些遗迹、遗物与传说，均具有两大特点：一是凸显建文的君主身份，对于一个逃亡故事来说，其附会之轻佻与粗糙，十分明显。二是其中多见神迹。崇祯年间，徐霞客在云贵等地考察时，就发现这些建文遗迹多具神奇性，如贵州白云山罗永庵有“跪井”，取水时必屈膝下跪（犹如拜帝）；又传此处原本无水，建文来后，乃神龙涌波，数百年不盈不涸。又有“流米洞”“流盐洞”，皆忽然天生，“流以供帝者”，等等。徐霞客说：“云建文帝所遗者，皆神其迹者所托也。”他查阅了天顺年间的《一统志》，发现那时还“不载建文遗迹”。这些所谓的遗迹，多是明末才开始出现，入清后，又在地方官绅的努力下，接续增益，使得这些地方的“建文遗迹”越来越多。建文遗迹在西南边远地区大量出现的原因，显然是试图借助历史传说重建地方“集体记忆”的一种持续性努力，值得深入探究。然而这些神奇化了的传说与故事，无疑是符合大众心理的，它运用神秘化的手法来附会古人古事，体现出类似“民间传说”的一些基本特点。 （福建宁德“建文墓”。全国有许多地方都宣称是建文的归隐或葬身之所）三、“传说历史”：历史在大众舆论场域的再造建文帝以承平之君，拥四海物力，竟在4年间覆国亡家。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之事。对此，人们主要基于“治乱之道，冥昧亦有定数”及因果报应、循环往复等观念，将此不可思议的巨变归诸天命——“数也”！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·建文逊国》卷末论云：“龙嫠帝后，妖谶亡周，燕啄皇孙，天心割汉，厥有定数，又非智力所移耳。”这竟是史家的结论！可见唯心主义的神秘世界观是如何浸透人心，成为人们对纷繁难解之世事的最后一种阐释策略。众所周知，明代是一个术士异常活跃，并且对政治发挥特殊影响力的朝代。术士的话语、术士的角色，很容易渗进传说与故事中。如正统五年假冒建文案，实录载：“有僧年九十余，自云南至广西，绐人曰：‘我建文也，张天师言我有四十年苦，今为僧期满，宜亟返邦国。’以黄纸为书，命其徒清进持诣思恩府”。经鞫问，发现此人真名杨行祥，洪武中度为僧，历游两京及西南等地。杨某本为僧人，却以道士（龙虎山张天师）之言为言，足见术士的预言与符谶，对人们心理的特殊影响力。张天师“四十年苦”的预言，仍是对建文出亡所做的简单而颇富说服力的阐释——还是命数！明嘉（靖）、万（历）以后，神秘的建文传说广为流布，深入人心，对建文史书修撰造成困难。史家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境：如果接受建文出亡说，则势必一揽子接受与出亡说合为一体的诸种神秘因子。事实上，明清以来的大多数史书，都持建文出亡说，这些神秘内容遂大量掺入历史载记之中，使史实与传说混淆不清。这方面《明史纪事本末》是个典型，该书《建文逊国》一卷几乎照抄了伪书《致身录》的神秘纪事。神秘史观对历史认知及书写造成极深的影响，有些甚至达到十分荒唐的地步。如在晚明出任阁臣及实录总裁的朱国祯，就提出一个问题：太祖为何不将天下付与“天表雄奇，才干超绝，决非人臣之相”的燕王，“而付天下于偏颅文弱之太孙”？他解释道：“（太祖）特以伦序为重，气运尚艰，不得不尽人事之正，以候天道之微。故置文皇（朱棣）于元之故都，隐然与南并峙。而《祖训》中明开‘训兵待命，翦除奸臣’之语，宛然文皇遗嘱。上参气数，下度人事，而中又卜之子孙，迟回审固，其虑长，而其心则已苦矣。……卒之，北平兵起，一番扫除，天河地轴皆为翻动，而藩王之权以次渐削，承平以至于今日，似皆入高皇计算中。意圣心渊微，上与天通，有不可明言，而独自逆睹，豫有以待者。”照他的说法，朱元璋是在气运与伦序之间做艰难的平衡，并且知道，天道运行，终非人力所能更改。将“气数”与史实混为一谈，正是古代史家的通病，暴露了他们在世界观上的局限性。我们梳理建、永易代的诸多神秘故事，常感“理性”的缺失，看起来人们似乎很关心建文帝的命运，其实在宿命观念之下，论者表现出来的，是极其冷漠的态度。 建文传说与明清的许多“历史事件”一样，为广大士民持续关注，与政治积极互动，相关话题及故事细节不断衍生发展，并且丰富了某些区域的乡土文化内涵——由此，它构成了“舆论”的性质。建文朝的倾覆与建文君臣的个人命运，本是史事，然而当这样一件大事进入舆论场域（包括文人笔记、地方史乘、民间口述以及舞台戏剧等），成为与时事密切相关的大众话题，它必然受人们的观念、信仰、好恶、利益、时代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被导入特定的“议程设置”之中。此时，作为其内核的史实倒不是最为关键的了，建文是否出亡也不再是一桩单纯的历史公案。建文传说的神秘化，正是“建文史事”进入舆论场的重要表征，而将其层层包裹的各种传说与附会，无疑使建文故事变得更为生动、饱满，闪烁着迷人的文化之光。建文传说以奇趣的故事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，相对于“信史”的考证，神秘化的表现手法尤具魅力，好比张天师预言建文帝要受“四十年苦”，这样的记述，极富张力，既符合人们对世界的蒙昧认知水平，也比任何针对建文得失的缜密分析更为简明易懂。在舆论场域传播的历史，其对象是舆论受众，而非历史学者；大众厌烦繁琐的考证、破碎的史实，却对历史的传奇性情有独钟，对其神奇趣味津津乐道。传播的规律正是如此：一个故事传奇性愈强，流传就愈远，愈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传播（实际上也是再创作）之中。在建文故事的“传说”中，传者貌似在追求真实，然而他们在传播中，按照自己的好恶与需要，去删选、理解、使用，甚至创造材料。本文所讨论的建文传说的神秘性，正体现了传统时代中国人在世界观以及伦理等方面的思想特点；而无论是史学，还是民间传奇或故事，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到普遍的大众心理程式和话语结构之中。当世之人受着神秘主义世界观的主宰，人们的“集体记忆”，必然受到这种世界观的不断重构。最典型者，莫过于上古神话，以及秦汉谶纬之与历史的关系了。魏晋以降，谶纬遭禁，影响力降低，但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历史阐释力依然强大，尤其是一些为大众普遍关注、进入舆论场域的“史事”，不免掺入大量不科学的、出于虚构的内容。事实是，许多时候，想象（文学）比真实（历史）更加迷人。在明代，类似例子还有朱元璋传奇、刘伯温的妖化等等，那些充满了神秘气息的传说显然不是历史，但它构成历史的另一种形态：“传说历史”，是被后人持续筛选、加工和改造过的“历史产品”。西哲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，文学比历史更可信。相对于史学对于真实的追求，天师的预言、建文的偏颅、孱弱的文气，同样构成一种历史的真实，它就是传播学所说的观念的真实。后者或许离历史的实态（客观真实）很远，但它所呈现的文化景观却亦真亦幻，更为饱满丰富、精彩动人；它在大众舆论场域这个话题熔炉中不断地被再建构，是一个动态的进程（直到今天，仍有不少地区宣布发现建文遗迹，并借此添筑新的建文传说，即是证明）。——欢迎关注皇帝不称朕微信公众号：hdshuoshi（皇帝说史）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。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。